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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俄罗斯经济“向东看”是长期战略还是暂时
    时间:2021-06-09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和欧盟的多轮制裁以及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使俄罗斯经济遭遇了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的空前危机: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资金外流,结构调整乏力,经济增长堪忧。为摆脱困局,俄罗斯采取“向东看”战略,积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减轻对欧洲市场的过度依赖。众所周知,在亚太方面,中国面临美国“重返亚太”的围堵和遏制,欧洲方面,俄罗斯面临西方的集体制裁而孤立无援,中俄关系已成为21世纪确保两国对外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也有人提出,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加强中俄经贸合作存在把中国拖进俄罗斯经济泥沼的风险,俄罗斯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负资产。中俄两国签订的1 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卢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将招致损失。另外,签订长达30年的天然气供气合同,因为“照付不议”等条款,致使中国在天然气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按原定价格购买天然气,无疑对中国不利。

      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中俄经贸合作,是陷阱还是战略机遇?如何权衡和评估中国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关系?中国如何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有效地规避风险?中国如何利用俄罗斯东部开发新战略参与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并振兴中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以加强中俄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为建立公正、和谐、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4年以来,伴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发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特别是美欧实施的数轮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而自身畸形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脆弱性又加剧了其受损程度。油价下挫、卢布贬值、资金外逃、通货膨胀高企等多重因素使俄罗斯经济接近衰退的边缘。在此情形下,俄罗斯加强了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合作,中俄双方在短时间内签署了有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合作等一系列合作协议,有人将此概括为俄罗斯经济“向东看”。

      那么,“向东看”能够反映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调整的本质吗?这一政策是长期的战略选择还是暂时的无奈之举?它将对中俄经济合作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企业应该如何面对?

      “向东看”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完全断绝与西方,特别是与欧盟的经济联系,而把经济合作的重心全部转向东方,这是由俄对外经济合作的现实所决定的。欧盟是俄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对欧贸易占俄外贸总额的一半。2002~2012年,俄欧双边贸易增长了两倍,2012年达到3 365亿欧元。俄对欧出口增长2.5倍,从644.9亿欧元增至2 133亿欧元;进口增长2.5倍,从344.2亿欧元增至1 232亿欧元。欧盟也是俄最重要的投资者,欧盟对俄投资2013年累计达到2 880亿美元,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75%来源于欧盟,俄罗斯对欧盟国家投资也达到800亿美元,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与此相比较,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不足900亿美元,中国对俄累计投资仅为340亿美元。可以肯定,俄欧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去除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仍将在欧洲。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把俄罗斯近来“向东看”的动作视为权宜之计。因为,俄罗斯早已意识到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俄罗斯经济要想取得长期、持续、稳定的增强,特别是促进远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必须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近年来,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远东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也采取了诸多具体举措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但由于远东市场规模狭小、基础设施落后、政府投入不足、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一系列因素的掣肘,远东、东西伯利亚地区开发以及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

      那么,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之下,此轮俄罗斯经济“向东看”与以往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在于俄罗斯认识到了实现对外经济合作多元化的极端重要性,其加强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大大增强。可以看到,在世界新能源革命、新产业革命的影响下,俄欧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近年来迅速上升,俄罗斯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投资、技术、市场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而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凸现了俄罗斯对西方依赖的脆弱性,因此,无论是俄罗斯政府还是企业都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拓宽对外经济合作渠道,才能降低对西方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限制俄罗斯受制裁的企业和行业从欧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二是限制对俄出口其急需的先进油气生产设备和技术。而世界新能源革命和国际油价的迅速走低又使俄罗斯能源出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俄罗斯此轮经济“向东看”的重点在于获得资金、技术和市场,其最直接的动力是渡过目前的危机,暂时还谈不到根本性的战略转向。

      目前,俄罗斯经济“向东看”主要还是集中在能源和军工两个领域。俄罗斯不仅在2014年5月与中国签署了东线天然气管道合同,还急切地催促中国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备忘录。在石油领域,俄罗斯石油公司同意向中方出售其属下万科尔石油公司10%的股份。此外,中俄双方有关S-400反导系统、苏-35战机的贸易谈判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对华的技术和金融需求也在上升。俄罗斯油气、电信和航天领域近来迅速扩大了从中国的装备进口数量,而为了减少美元交易潜在的风险,俄罗斯也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和扩大双边贸易中本币结算的相关协议。

      俄罗斯经济“向东看”也是多向度的。在与中国强化经济合作的同时,俄罗斯力图运用多种手段来摆脱目前的困境。一是保持对日交往热度。尽管日本迫于美国压力被迫参与了对俄制裁,但这些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俄罗斯看到了日本东亚政策调整中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因而努力维系对日合作的节奏。普京总统2015年春季将访问日本,一旦欧美弱化对俄制裁,俄日经济合作将迅速回暖甚至升温,俄方特别希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液化天然气厂建设方面获得日本的投资和技术。二是借用朝核问题杠杆谋求战略回旋空间和经济实惠。2014年11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访俄,俄方宣称朝鲜承诺在遵守《九一九共同声明》基础上无条件返回六方会谈。俄罗斯此举意在展示在朝核问题上的独特作用,既想为与美国改善关系寻找一个可资利用的平台,也想借此促成朝鲜半岛铁路与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联通并推进俄、朝、韩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加强与印度伊朗土耳其甚至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军技合作,一方面要获取现实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地缘战略安排布局。

      在远东开发方面,俄罗斯加紧推出超前经济发展区设想,试图通过推行土地使用特殊制度、提供税收优惠、提供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采用自由关税区的海关程序等手段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但其成效究竟如何,是成为远东开发的一个转折点,还是重蹈昔日各类经济特区建设无功而返的覆辙,还需拭目以待。

      总之,俄罗斯经济“向东看”为深化中俄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双方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了切实的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仍在欧洲,而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恶化对外资而言也潜藏着诸多风险。

      目前,西方社会有一种误读,认为“乌克兰危机及欧美国家对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制裁为中俄结成战略同盟提供了必要的地缘政治条件,中俄两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同盟关系”。事实上,乌克兰危机、西方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向东看”战略并没有改变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性质,但的确使两国关系获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乌克兰危机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普京的对乌克兰政策建立在对国际力量格局清醒的战略认知基础之上,相信美国奉行“1.5个对手”战略——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全球性防范对象,而只把俄罗斯视为地区性防范对象,即半个全球对手。在2014年3月欧美峰会上,奥巴马直言不讳地嘲讽俄罗斯只是个“地区大国”,称“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正是因为其虚弱,并非由于其有多么强大”。这也是美国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伊始就宣布放弃军事选项的原因之一。俄罗斯高层相信,只要俄罗斯不直接吞并乌克兰东部地区,不直接推翻乌克兰的亲西方政权,美国和北约就不会将主要战略矛头从中国转向俄罗斯。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面对西方不断升级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以及中俄走向结盟的猜疑,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公开澄清,“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而且称“尽管中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稳定意义,但今后发展中俄关系将继续以不挑战美国为底线”。这不难理解普京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一个月后与民众的直接连线中坚定地表示:“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因为这种联盟体系已经过时了”。俄罗斯主流媒体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前中俄两国囤积大量美元的情况下,中俄如何结成针对美国的同盟”?“俄出口收入75%直接依赖于欧洲能源市场,如何与中国结成反西方同盟”?俄罗斯现行的军事学说、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构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确保灵活性”的原则,重申不再缔结新的同盟体系:“鉴于当今世界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我们需要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不应像冷战时期那样构建新的军事政治联盟,更无必要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来束缚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与那些有共同利益的伙伴国家组建‘灵活联合’,相互协作解决问题。”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不具有排他性,新一代领导集体也没有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格为同盟关系的考虑。习主席在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具有“全球性”和“网络性”的伙伴关系战略显然与结盟政策绝缘,并不寻求建立排他性或反美性的同盟关系。2013年6月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奥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时习主席把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领域具体化为“经贸、两军、反恐、执法、能源、卫生、基础设施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将中俄关系转变成同盟关系有碍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这显然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以及亚太自贸区等一系列开放性的倡议。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开放性、包容性、非排他性、非结盟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制裁的语言,不会也没有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相反,西方的制裁使得俄罗斯更加重视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寻找替代国,将合作方向从受制裁地区转移到未受制裁地区是任何受制裁国家在压力之下的通常做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在经贸、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等领域获得新的重大突破。以中俄能源合作的重大突破为例,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罗斯加速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加之两国在该问题上的互补互需——中国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战略,使得两国近20年的天然气博弈尘埃落定。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并非中国的战略负资产。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仍将继续遵循“双动力”驱动的逻辑:一方面是内在动力,即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必须交好,不能交恶,邻居不能选择,两国经济又互补互需,因此,坚持两国长期的战略合作是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是外在动力,中俄两国崛起都面临外部势力的挤压,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某些西方国家都将中俄崛起视为对西方世界的挑战,打压中俄两国的战略企图不会根本消失。中俄两国只有相互借重(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结成战略同盟),才能降低各自崛起的成本。如果说当今世界围绕乌克兰危机正在形成反俄、排俄的国际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其中,该阵线就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如果说未来某些国家试图编织、排华的国际阵线,只要俄罗斯不加入其中,该阵线也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更多地向内在动力驱动型倾斜。

      2013年3月习同志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访莫斯科时,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大国关系;中俄关系已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当前要把两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这是新时期中俄关系本质的真实写照,也是未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

      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总额高达4 000亿美元的《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就此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天然气“世纪协议”谈判。该备忘录的签署正值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遭受西方严厉经济制裁之机,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2014年4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俄国家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一直都在谈论东进策略,乌克兰危机为加快东进提供了理想环境”。俄罗斯看似突然的“向东转”,实则早已在谋划之中,中俄经贸合作在其构筑亚太战略过程中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2014年5月20日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以及2014年10月14日两国总理签署的《中俄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和框架。

      2014年能源合作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头戏,《中俄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指出:“将能源合作视为双边关系的战略领域。双方将加强中俄全面能源伙伴关系”。能源一直是俄罗斯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中俄能源合作既有利于俄方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为其欧亚平衡的外交战略奠定基础,又有利于中方构建能源进口多元化格局,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两国快速推进的金融合作不仅便利了双边贸易,而且提升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增强了金融安全的保险系数。能源和金融两大领域的合作将使两国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有效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因而对双方具有战略意义。

      扩大相互投资,尤其是中方对俄投资是未来一个时期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两国总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署关于反垄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为企业扩大投资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一方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保障了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反垄断领域的合作将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推动更多企业参与合作。而两国扩大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将为扩大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培育创新增长点提供重要法律保障。

      虽然中俄两国已建立迄今最完善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但随着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国总理又签署了《关于199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的议定书》,决定建立副总理级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经济合作战略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以及能源领域专门工作组,以加强两国在大项目领域合作的协调能力。同时,双方还决定,建立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海关领域的有效合作机制,推进信息交换合作,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新机制的建立将为快速有效地推进两国达成的大项目合作提供必不可少的机制保障。

      两国所签署的各项协定将双边合作延展至贸易、投资、金融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经贸合作的所有层面。两国不仅提出了货物贸易的发展目标,还提出了大力发展旅游、过境运输、教育、金融服务、医疗、体育、传媒、通讯和会展等诸多服务贸易领域。投资也由能源拓展到农业、加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等领域。加强地方合作仍是未来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在高新技术领域进行联合科研、发展中俄陆海联运、合作生产绿色农产品000061股吧)等,这均成为双边新型合作形式。

      2014年中俄经贸合作在发展目标、合作法律基础、机制保障以及合作领域和方式上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跨入了战略性发展新阶段,双方对未来合作充满了信心。但同时又应指出,受欧美国家经济制裁的影响,未来几年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不甚乐观,这将加大协议落实的难度,两国合作进程也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需要更为理性地看待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

      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任何经济合作均具有一定风险性,差异只在于程度不同。在俄罗斯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推进中俄合作项目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风险,甚至会出现一些损失,对此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俄经贸合作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利益需求,长远利益与短期损失之间相比,得失显而易见。为此,习主席表示,不管国际局势如何演变,我们应继续沿着所选择的道路,加强彼此间富有成果的合作。

      中俄之间的合作项目缘于长期利益考量,其对两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重要影响。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其实施难度不可小视,与此同时经济合作还应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为此应避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稳扎稳打,扎实推进。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需进行前期充分评估,作出各种预案,力争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有效地推进合作项目将使双边经贸合作得以持续稳定增长,但力求在短期内使双边贸易突飞猛进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里急躁冒进与犹豫不决均不可取。

      目前,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大项目带动,这种合作范式比较适宜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国家安全的大型合作项目,如能源、航空航天项目等,同时也体现了两国作为过渡经济体的特点,但这种合作模式自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不适宜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的加工制造业、创新型产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

      纵观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形式,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是生命力最强、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合作模式。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明确提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这也要求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中逐渐增加市场经济因素,降低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未来应逐渐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市场环境建设。

      (1)完善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在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之后,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以便将协定变成可操作的政策,为企业经营活动创造有法可依的环境。加强两国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在标准、计量、认证及检验监管领域的合作,推动俄方采用或承认国际技术标准,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加强两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交流和政策沟通,借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扩大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2)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效率。目前,中俄之间建立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设10多个分委会,还有多个工作组,对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指出,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仍有待提高。精简高效应成为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基本原则。在双方力求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时,应优先发挥已有双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或赋予其新的功能,避免机构重复设置,降低工作效率。

      (3)搭建各种贸易投资促进平台。充分发挥两国实业家委员会、青年企业家俱乐部、各种地方合作机制、各类商会、协会的平台作用,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促进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创新贸易和投资方式,例如,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使大中小企业均能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合作模式,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宽领域、多层次的立体合作格局,使中俄经贸合作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和内在活力。

      [俄]拉丽萨·斯米尔诺娃(中文名:苏梦夏)(厦门大学外籍教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

      根据俄中两国领导人的声明,创新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优先领域。在近期实施的具体项目中,引人注目的是李克强总理2014年10月12~14日在俄罗斯联邦访问期间签署的《高速铁路发展领域合作备忘录》。根据这份文件,双方将开发莫斯科—北京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其中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重点工程成为未来至北京新高速铁路的第一部分。2014年,双方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大型论坛和展览会,其中包括:2014年6月30日~7月4日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中俄博览会”;2014年10月14日李克强总理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参观“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论坛”展览,并商谈两国全面发展创新合作的计划,而且,中国应俄方邀请作为唯一伙伴国参加;2014年10月25~26日,俄罗斯大型代表团在上海参加了“浦江创新论坛”;创新合作也成为北京2014年11月APEC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两个主要原因决定了创新合作是俄中两国的必然选择。首先,两国都将创新视为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困境的一种方式。俄罗斯将创新作为解决其目前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出口的途径;中国计划依靠创新来改变其出口结构,实现从廉价和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科技产品的过渡。其次,俄中两国由于从西方国家获得技术的机会都非常有限,因此必须相互依靠。在亚太地区的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与西方建立的关系由于缺乏信任和受到制裁而不同程度地复杂化。美国和欧盟从1989年开始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至今尚未完全解除,而俄罗斯也由于乌克兰危机而面临制裁。

      应该清楚,俄中创新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供应方。例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俄罗斯的军用航空发动机[1],而俄罗斯的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也成为位于江苏省的田湾核电站四台机组(其中两台机组已经建设完毕,另外两台机组正在建设中)的总承包商和设备供应方[2]。

      多年来,俄罗斯发展与中国创新合作的出发点是:利用向广阔的中国市场出售技术而获得的收入来达到收支平衡,同时密切关注中方对知识产权规则的遵守[3]。目前,中国比较重视版权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内的技术进步、扩大本国技术出口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所应担负的道义责任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义务。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由于中国客观情况的变化,俄罗斯的立场已经逐步转向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创新合作,从单纯出售技术转向吸引中国资金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甚至进口中国的技术[4]。首先,在经济方面,该合作方向具有合理性,因为俄罗斯的研究机构普遍遭受资金不足的困扰;其次,在政治方面也是有利的:2011年,俄中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然,中国有很多的 “战略伙伴”,但只有俄罗斯拥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地位,这是敏感的中国外交世界中的语言细节[5]。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俄罗斯仍然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14年7月18日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排名中,俄罗斯在143个国家排名第49位。该报告还指出,俄罗斯的主要优势在于教育(在高等教育居民覆盖率、高校科学和工程学专业毕业生数量方面的指标较高);俄罗斯拥有较强的知识创造能力(居民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率高、相对较高的H指数)。

      俄罗斯面临的难题是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率低。虽然官方公布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一旦涉及使用,仍然优先考虑购买现成的国外技术[6]。

      全球创新指数对中国的创新发展状况给予一个非常乐观的评估,反映了中国在发展技术和科研投资方面的高水准,在143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29位,比俄罗斯靠前20位。按照“创新效率”(创新投入与创新回报之比)和“知识和技术形式的创新回报”评价指标,中国在全世界排名第2位。另外,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占第1位,而所有排在中国之前的28个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另外还有21个高收入国家(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指标低于中国。

      中国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组织优势和技术优势与俄罗斯的科学优势、技术优势在项目合作中可以实现互补,提高创新的总体水平。具体来说,中国寻求从俄罗斯引进高科技成果,其中许多技术都用于军事或军民两用。与此同时,俄罗斯从中国引进相比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更便宜且容易得到的民用技术,如电子技术和高速铁路。一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科技成果的应用需求使俄罗斯获得经济收益,从而支持俄国内基础研发;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也将促进中国技术升级,同时出口产品促进经济发展。

      国际合作最成功的例子是美欧之间作为军事、政治盟友的合作。俄中两国不是,也不打算结为盟友。虽然当前俄中关系经历其发展的最佳时期,但是说两国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已经完全消除还为时尚早。俄中关系专家康斯坦吉纳斯·安德里亚乌斯卡斯认为,两国间的区域竞争,特别是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渗透,成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障碍[7]。

      克服这些障碍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促进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发展联合科研项目是促进俄中学者流动的重要方式。不过,两国科学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其科研成果和出版物的具体承认问题。此外,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各自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国外人才,但他们是否可以为引进学者提供一个足够开放和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目前尚无定论。

      至于乌克兰危机对俄中关系的影响,应该谨慎解读。很明显,中国无论如何不会与西方对抗。中国对待乌克兰的官方立场是平衡的:中国虽然不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一再强调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8]。

      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利于俄罗斯国内的科技发展。因此,快速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和恢复与西方的关系(至少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学者对与中国进行合作很感兴趣,但前提是,与中国的合作将增加俄罗斯对外合作的机会。如果俄罗斯“向东看”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对立面,则对科研无益。只有与所有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和相互支持,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和欧盟对俄进行了多轮严厉制裁,俄资本外流加剧,又逢国际油价下跌,导致卢布贬值,俄罗斯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在此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尤其是大项目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两国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天然气谈判,先后签署了两国间东线和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和天然气购销协议;两国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非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因此,有舆论担心,中国与俄罗斯加强经贸合作可能产生巨大风险,中俄经贸合作可能成为一个陷阱。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冷静客观分析俄罗斯所面临的困难和对外战略取向,以此为基础,调整心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俄经贸合作迈上更高水平,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正当其时。

      首先,应该看到,俄罗斯在与西方关系恶化情况下,将其合作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并不是一种根本战略的调整,而只是应对当前困境的权宜之计,欧洲仍然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及经济合作的首要优先方向。

      1.俄罗斯尚未形成清晰的亚太战略。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其对外战略取向总是在东西方之间徘徊,“是大西洋600558股吧)主义还是斯拉夫主义,抑或是欧亚主义”?这一问题长期困扰俄罗斯社会,但亚太地区从来不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首要方向。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虽然已发生很大变化,亚太地区正成为繁荣稳定的地区,但俄罗斯还没有做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准备,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仍然是平衡西方的需要,充其量含有借助亚太国家促进其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考虑。

      2.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在欧洲,恢复与欧盟国家的合作是其根本目标。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以向欧洲出口为主,其绝大多数人口和主要工业基地也在西部,俄罗斯无法逃脱其“欧洲宿命”。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在与俄德两国商界人士会面时也明确指出,俄罗斯希望与欧盟重启对话,欧洲认为俄罗斯已转向东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俄罗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只是为了寻求贸易和投资的平衡;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额是与中、日、韩及东盟所有国家贸易额总额的3倍,加快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不会损害俄罗斯与德国和欧洲的关系,而只是俄对外经济活动的一种补充。

      3.俄罗斯社会对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国仍存在疑虑心理。俄《政权》杂志副主编、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在一篇文章中坦承,在过去一些年里,俄罗斯对中国企业曾有过不成文的规定,防范中国企业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扩大影响,同时冻结两国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等。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俄各界对中俄经济合作的疑虑仍然存在,如俄罗斯不希望成为中国的“能源附庸”,担心中国劳动力在俄扎根立足等。因此,虽然俄罗斯官方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态度较前趋于积极,但不会无条件倒向任何一方。

      其次,中俄加强经贸合作,既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和维护各自发展利益的需要。中俄经贸合作有其内在逻辑,虽然俄罗斯西部地缘政治紧张为加强中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即便没有这样的机遇,中俄经贸合作也只能加强不应减弱。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虽然中俄经贸关系开始向更高水平迈进,但仍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1.两国经济融合程度仍然很低。从2015年1月1日起,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共同建设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第一大经济体被排除在一体化进程之外,不利于欧亚地区走向高度的经济融合。

      2.两国贸易额仍处在较低水平。201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92.1亿美元,中国连续4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距离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 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 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相比之下,2013年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为4 170亿美元,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 125.5亿美元,中美贸易额更达5 210亿美元,都远远超过中俄两国的贸易额。

      3.中俄两国相互投资规模不大。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对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44.2亿美元,中国实际使用俄直接投资累计8.5亿美元。中美双边相互投资及欧洲对俄投资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由此可见,中俄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天的中俄经贸关系,不是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和深化合作的问题。但同时应该看到,未来一个时期,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难以缓和,加之俄经济陷入低迷,尤其是卢布币值不稳,中国对俄经贸合作风险将随之提高,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第一,要统筹发展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合作。中俄各领域合作历来不针对第三方。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资金和技术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借助力量。对俄外交是中国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两者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并不矛盾。

      第二,坚持互利双赢原则,深化大项目合作。国家间经济合作应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既要照顾伙伴国的利益关切,又要客观科学地进行经济利益评估。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不至于出现“谁吃亏谁占便宜”这样的争论。中俄两国达成一系列大项目合作协议,落实和深化大项目合作,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中“经济合作落后于政治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会为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三,加强微观环境调研,规避市场风险。由于国际制裁、油价下跌、卢布贬值以及资本外流,俄罗斯的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其中卢布贬值的风险直接关系到外国直接投资和商贸活动收益。同时,俄罗斯投资环境欠佳,投资运营成本较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行政壁垒重重,也是对俄经贸活动中必须考虑的老问题。

      第四,尊重经贸合作规律,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中俄经贸合作要尊重经济规律,以市场化方式进行经贸合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两国政府应侧重于建立经贸合作的制度和规则,让企业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能源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以来,俄因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和西方国家制裁,加快推进“向东看”战略,扩大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经贸往来,以减轻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此间,中俄能源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双方签署了天然气东线协议和尽快启动西线建设的框架协议,石油、煤炭、核电等领域合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但是,中俄能源合作要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尚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做很多工作。为此,提出下列几点看法。

      能源安全是各国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和前提。中俄能源合作是保证两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两国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中俄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很难想象没有能源合作作支撑。中俄能源的互补性是发展两国在能源领域战略伙伴关系的着力点,潜力很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和消费大幅度增长,国内能源储备规模较小和后备应急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越发突出。中国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尚未摆脱高污染、高碳排放的传统模式,使环境和空气污染加剧。2013年,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仍高达67.5%,天然气仅占5.1%。同时,清洁燃料严重不足,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已分别达58.1%和31.6%。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增大,能源资源争斗激烈,中国油气进口不断增加,使海陆运输安全问题凸显,国内能源价格确定难度加大,能源安全问题受到挑战并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俄罗斯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前列。能源,特别是能源出口是俄国家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近期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乌克兰危机和西方的制裁,对俄能源安全和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为摆脱制裁压力,保证国家经济和能源安全,俄政府和能源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调整政策,改变出口方向,推动“向东看”。应该说,俄加强与中国能源合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符合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可形成“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能源战略布局,有利于摆脱西方制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俄国家及能源部领导人都认为并坚信,在西方制裁条件下,俄通过现有的生产、科技和自身潜力,仍可实现能源战略规定的主要目标。俄自身的生产潜力在开发服务和技术本地化过程中仍会不断扩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制裁措施,只能改变一些能源项目中的合作伙伴或供应方向,其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中俄能源合作在两国国家元首的关心指导下正在加强。俄通过从斯科沃罗季诺到大庆的输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铺设“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主干线项目已启动;“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还签署了“中石油”获得东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10%股权的相关协议,标志着“中石油”正式进入俄油气上游领域。

      从总体看,俄对发展与中国能源合作态度是积极的。中俄发展能源合作是必然趋势,是双方各自能源安全战略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共同需要,是双方利好的战略抉择。近期,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的制裁,不过是这一合作进程的催化剂。

      中俄能源合作要保证长期互利共赢,还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不少问题。这里既有双方对能源合作的认识高度和思维方式问题,也有包括项目的总体布局、管道续建、价格、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中俄能源合作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保证双方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可是,俄一些媒体和学术专家对中俄能源合作却仍存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从俄罗斯和中亚大量进口能源,“损害了俄国家利益”,甚至还认为,这是“向西伯利亚的扩张”。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俄签署了38个包括能源、金融和技术领域项目的协议。对此,俄独立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评论说:“俄行政当局正越来越面向东方,尤其是把中国作为金融和商业替代来源,希望以此方式加强与东部邻国的战略联系,抵抗来自西方的封锁”,“但是,中国GDP比俄多5倍多,不难想象,未来俄将变成中国的殖民地并将丧失主权”。针对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到2020年前,拟使俄中贸易额增加1倍,达到2 000亿美元的目标”,俄一些专家认为,俄对中国的依赖在增强,这会使俄经济发展放缓,同时,对资源的依赖增强会打碎本国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希望。

      当然,对任何问题,乃至重要决策有不同见解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与“”相关的评论却明显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拨性宣传。他们在制造舆论,设置障碍,阻止中俄合作并试图在决策者、具体执行机构和相关人员中造成心理障碍和负面影响,这对俄经济“向东看”不利,也是发展中俄能源合作的阻力。

      应当说,由于俄投资环境不完善,能源合作参与方的利益和安全还不能得到保障。在俄现行法律中还存在一些僵化的、侵害外资利益的条款。俄一些公司还常以不合理要价为能源合作发展设置障碍。例如,俄与中国签订了长达30年的供气合同,可是,由于“照付不议”等条款,使中国在天然气价格下跌时,仍要按原定协商价格购买俄天然气,这对中方十分不利。

      双方缺乏对各自能源发展战略思路和规划的必要沟通,就会出现对能源合作前景的疑虑和担心,例如,对“页岩革命”影响的看法。美国因开发页岩油气成为世界能源大国,这对原常规油气储量、年产量居世界前列的俄罗斯来说是巨大挑战,中国启动开发页岩气在俄国内也产生不小的震动和影响。俄方担心,如果中国开发页岩油气有所突破,就不能再从俄进口大量油气。实际上,中国页岩油气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且进展缓慢。地质条件相对复杂、技术相对落后、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等,恐怕都是中国减少原规划页岩油气产量指标的主因。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需要从俄进口油气。

      另外,俄能源部门的技术相对落后,折旧和新技术投资资金不足也是其发展面临的挑战。俄国家领导人和油气公司都清楚,真正对俄国家和油气部门形成威胁的,不是美国的“页岩革命”,而是其自身的技术落后和对现代新技术开发的不敏感。技术落后会降低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并在地缘政治竞争强化背景下使之更加削弱。因此,俄能源部门认为,首先应加强技术创新,降低自身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以应对“页岩革命”的挑战。

      中俄能源合作项目跨境区域广阔,因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大,因此投资规模巨大,这对相邻国家很有吸引力。为此,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均向俄提出,最好使输气管道经各自国家境内。例如,哈建议,西线输气主干线最好绕开俄阿尔泰生态保护区,经哈境内通向中国;蒙古国希望铺设从俄亚马尔半岛通向中国的西线输气管道,最好也途经蒙古国;印度工商会碳氢化合物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纳连德拉·塔内贾对外宣布:“俄印将继续研究‘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延长至印度边界的技术可行性”;朝鲜也提出,经朝鲜铺设从俄通向韩国的输气管道;日本则有意铺设从俄远东到北海道或东京的输气管道并参与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液化气生产厂的项目,以从俄进口大量天然气和液化气。 这些国家的想法因涉及多边合作问题,对中俄双边能源合作可能会造成新的困扰,故需要中俄双方认真对待,慎重处理。看来,与能源项目相关的地缘政治和生态保护问题及风险,是当代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认线.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尚需提高外语能力和业务水平

      由于中方从事能源合作谈判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对俄有关法律和从事商业活动的要求知之不足,以及对以后出现的问题缺乏预判,因此,常不能在谈判中把握好经济上的话语权,有针对性地提出保证自身经济利益的必要制约规定和措施。在这方面,俄方颇有微词并影响了相互信任和谈判效率。

      中俄地理位置相邻,两国人民有长期传统的友谊,为强化和发展相互能源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策划今后中俄能源合作时,应着重考虑下列几点。

      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特别是使俄乌关系极度恶化,由此引致美国和欧盟在政治外交上联手合围俄罗斯,并对俄轮番实施经济制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采取积极姿态,进一步拉近中俄关系,使两国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得以快速提升,各领域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大项目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综观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可以看到,两国经贸合作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低水平到高水平、由磨合期到长期稳定发展期的发展轨迹。目前正处于经贸合作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高和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应当说,这是中俄两国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才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合作成果,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迫使俄罗斯经济“向东看”,并积极寻求与中国的深度经济合作。这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快速提升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对中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及其特点的考察,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和考量。

      1.中俄双边贸易在多元化和互动中快速发展,构成了两国“新的经济合作特质”。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中俄贸易额1992年为58.6亿美元,到2001年才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06.7亿美元。两国贸易额从58.6亿美元到超过百亿美元用了十年的时间。而从2003年开始,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3~2012年的十年间,两国贸易额从157.36亿美元猛增至881.6亿美元,到2013年达到了888.43亿美元。预计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会超过900亿美元。在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

      阶段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中提出,努力推动中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前达到1 000亿美元、在2020年前达到2 000亿美元。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明确指出,这一目标是“绝对可行的”。她认为,通过贸易多元化和互助合作等途径实现这一目标,“绝对是两国贸易互动中一个新的经济合作特质”。我们认为,这个目标的确定,一方面是基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因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而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促使中俄关系更加走近,从而会极大地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

      2.中俄科技和大项目合作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在科技合作领域,长期以来,经过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并日益深化。现今俄罗斯在遭受美欧制裁而面临困境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并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在2014年5月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提高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效率,开展和平利用核能、民用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空间对地观测、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交流,开展具有前景的联合研发。

      在能源和高铁等大项目合作领域,中俄两国取得的突破性合作成果不仅令国人有些始料不及,而且更令西方惊羡不已。从能源领域看,2014年5月21日,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石油”和“俄气”公司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这个“天然气大单”合同总金额为4 000亿美元,累计合同期30年,是迄今为止中俄经贸合作的一笔特大项目。按合同的规定,俄罗斯自2018年起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加,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的规模。至此,中俄两国持续10多年未果的天然气谈判终于尘埃落定。西方媒体称:“在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当下,这一天然气合同对普京来说就像得到了‘饭勺’”。而对于中俄第二轮天然气供应协议,即每年向中国供应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合同期为30年的西线天然气供应协议,目前两国也已经签署了《关于通过中俄西线管道自俄罗斯联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经中俄西线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到东西线两个协议真正落实时,中国每年要从俄进口68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最大天然气买家,从俄进口天然气约占中国2020年前消费总量的17%。关于能源领域其他大项目的合作,《联合声明》中规定,进一步深化石油领域(包括原油勘探和开采在内)的一揽子合作,以开发俄境内煤矿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大煤炭领域合作,在俄建设新发电设施,扩大对华电力出口。马特维延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合作开发方面的突破性协议将确保两国形成一种特定的“能源联盟”。

      中俄在高铁领域的合作前景也令人乐观。美欧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后,俄罗斯对与中国开展高铁项目的合作给予积极回应。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俄罗斯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公司于2014年10月签署了高铁合作备忘录。中俄双方将合作建设“欧亚高速运输走廊”莫斯科—北京高铁项目。该高铁路段全长7 000多公里,据估算总投资额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10月14日中俄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发表的联合公报称,两国应确保在优先实施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上开展全面合作。

      3.中俄新型经济合作更加注重两国毗邻地区的开发和合作互补性,区域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俄罗斯实施东部开发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借助中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之机,促进俄东部地区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而积极参与俄罗斯东部开发和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现实意义。俄罗斯东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科技实力与中国东北地区对俄资源、技术的需求,以及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巨大市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互补关系。规划纲要中具体规定了中俄两大区域的200项重点合作项目。其中,俄罗斯承接了涉及能源、交通、木材加工、采掘业、渔业、农业等传统行业的89个项目,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等保障;而中国东北则承接了能够发挥东北地区重工业优势、满足俄远东地区工业发展需要的111个项目,主要集中在采矿业、电力行业、木材加工业、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从总体上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合作领域正不断从石油、煤炭、森林采伐和林木加工、农业种植等资源开发领域,向航空航天、核能、军工、电力、环保、机床、造船、重大装备制造等高科技领域和现代化装备制造领域拓展。在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与俄罗斯的东部开发新战略会更加互有需要、互相借重,形成一种互动发展的新态势。

      综上所述,中俄双边贸易、科技和大项目合作、区域经贸合作硕果累累,两国经贸合作出现了近些年难得一见的新景象。我们认为,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方位推进,当然,也不能排除俄罗斯为摆脱美欧制裁的困境而强化与中国更广泛经济合作的因素。因此,对近期中俄经贸合作关系超常快速发展的效应及其影响应作具体分析。

      一是有利于巩固并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习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已同普京总统会面十次。用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话说,“俄中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稳步发展,两国元首会晤从未如此密集”。2014年5月习主席与普京总统签署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经贸合作则是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也是这种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正因如此,2014年11月9日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会晤时一致认为,两国要不断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合作,大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为此,要使新形势下的中俄务实合作领域更广、更紧密。双方要加强能源合作,如期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尽快启动西线天然气项目,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合作,探讨核电、水电合作新项目;加强高铁、高技术、航天、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有利于快速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使其再上一个新台阶。毫无疑问,俄罗斯经济“向东看”和新形势下中俄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不仅将双方经贸合作推向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和新高度,而且也使两国经贸合作中多年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迎刃而解,如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谈判持续了10余年却难有进展,而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和中俄经贸合作由此深化则催生了谈判的成功。能源领域其他大项目合作和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项目的推进和陆续启动,都对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水平提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一是能源领域的大项目合作会使中国面临一定的风险。天然气管道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仅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全长3 968公里)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就需要投资550亿~700亿美元。这对资金短缺的俄罗斯有相当大的压力。如果由于投资不足而拖延工期,自2018年起通过这条管道向中国供气的计划就会落空;中俄两国以前签订的石油合作协议油价明显偏高,因而国际油价大跌,可能会使中俄石油合作遭受低油价的冲击。

      二是中俄经贸合作的超常快速发展会增加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面临美欧对俄罗斯制裁和国际油价下跌(俄罗斯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指出,因为美欧制裁,使俄每年损失约400亿美元,而由于油价暴跌了30%,俄每年的损失在900亿~1 000亿美元),以及国内消费需求降低的多重困境,俄罗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俄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和签订的合同如期顺利付诸实施,对俄罗斯有相当大的难度。

      有资料显示,今后几年俄罗斯将面临经济衰退的巨大挑战。预计俄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3%~0.5%。2014年12月2日世界银行发表的俄罗斯季度经济报告显示,2015年俄经济增长率接近为零。俄罗斯央行甚至预测,俄经济今后将陷入三年的停滞期。这对快速发展的中俄经贸合作尤其是高科技和大项目领域的投资合作会产生不利影响,使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大。

      1.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和达到目前的水平,从根本上说,是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结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只不过是由于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的俄乌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引致美欧孤立制裁俄罗斯,特别是对俄轮番实施经济制裁,迫使俄为摆脱困局而与中国走近,才加速推进了本已快速发展的中俄两国全面合作关系的进程,不仅使“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高水平”(普京语),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得以继续巩固。

      2.任何双边经贸合作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中俄经贸合作也概莫能外。尤其是在美欧对俄实施经济制裁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在获得超常快速发展的同时,其风险性也在增大。因而两国经贸合作还须“悠着点”,解决好新形势下经贸合作的“度”。总之,中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一是要以互利互惠、互利共赢为基础;二是要特别注重风险的防范和有效规避;三是要给两国经贸合作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

      实际上,加快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是俄罗斯的既定因素,“向东看”不过是新形势下的新提法。早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联邦政府就于1996年4月15日批准实施了《1996~2005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和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当时就提出要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使远东经济与亚太地区一体化。此纲要于2002年又进行了修订,将执行期限延长到2010年。

      鉴于该纲要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执行情况不佳,考虑到俄罗斯将于2012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上日程,俄政府再次对纲要进行修订,更名为《2013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和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这一纲要实施所需大部分资金由联邦预算拨付,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远东地区的生产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联邦财政也无力全部包揽下来。现在看来,这个纲要基本上也是不成功的。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经济遭受重创。在美欧经济低迷之时东亚国家保持了平均3.5%的增长率,中国和印度的增幅则超过8%。俄决策层更坚定了使其东部地区经济与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决心。2009年12月28日,俄联邦政府批准了《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第五部分专门阐述远东各联邦主体与中国东北各省和蒙古国的边境合作以及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在美、欧、日等主要西方国家纷纷对俄制裁及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的双重打击下,资金外流、卢布贬值、通胀加剧的俄罗斯已陷入困境且脱困的选择有限,俄在经济上只能更多地倚重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俄在对华经贸合作中可能会开放更广的领域,提供更多的合作项目,降低谈判的要价和条件等。这无疑给中国企业开展对俄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2014年5月久拖不决的中俄天然气东线管道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双方签署协议由俄方向中方出让万科尔油田10%的股份,这些进展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取得的。

      然而,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有机遇也有风险,机遇和风险往往是相伴相随的。西方对俄制裁的主要目标是金融业和能源业。俄大型银行在美欧市场的正常贷款遭遇封杀,多家大型能源企业所需的勘探、开采设备供应渠道被阻断,导致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下降。俄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2014年4次加息,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及石油收入的减少造成公共财政投资萎缩,资本外逃导致私人资本的投入递减,多个因素叠加造成俄经济下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2014年10月17日将俄信用评级从Baa1下调为Baa2,维持对俄经济前景的“负面”展望[10]。上述情况导致俄外经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使它们在对外经贸活动中丧失偿付能力,从而提高了与它们合作的外方伙伴的商业风险。

      另一个风险源自俄远东投资环境不佳,最突出的问题是法制环境较差。应当说俄罗斯的法律正在逐渐完善之中,但仍不够健全,而更大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变动频繁,执法过程既不透明又不规范,连俄罗斯本土企业都疲于应付,外国投资者更是无所适从。司法腐败由于各种利益集团和黑恶势力的介入而更加严重,行政和执法人员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大行其道,人生地不熟的外资企业往往深受其害。高额税收及其他不合理收费更成为外企的沉重负担,政府行政低效、办事程序烦琐也是投资环境中的顽疾。

      在评估俄罗斯投资环境时,要考虑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著名远东学者В.Л.拉林教授曾撰文指出:“俄罗斯已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严肃对待远东地区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但不像在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最初几年那样,主要指控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扩张,而是强调俄罗斯亚太地区的粮食、能源和生态安全。”[11]远东著名经济学家П.А.米纳基尔院士虽不认同中国对远东地区搞领土和人口扩张,但也认为中国人“一点一点地”渗透到远东经济中,远东沦为中国的“原料基地”及中国进口俄大量原料资源使俄远东经济结构“更加低级化和原料化”[12]是远东面临的现实威胁。正是由于对经济安全的担忧,远东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士主张对外经贸合作不能把鸡蛋装进中国这一个篮子里,还要引进日韩等国以平衡中国对远东的影响。例如,俄萨哈林州州长А.В.霍罗沙文和俄地区发展部远东市场研究所所长В.К.扎乌萨耶夫在他们合写的专著中就指出:在毗邻的中、日、韩三国中侧重与中国合作“从商业效果来看是最有利的,然而它含有很大的地缘战略性风险,因此,远东的对外经济政策应当不单是着眼于目前的效果,而是要考虑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利用与所有毗邻国家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合作的好处。”[13]

      2014年4月,俄远东发展部制定了超前经济发展区规划草案,拟在远东联邦区9个联邦主体中设立23个超前经济发展区。2014年8月,首批设立14个超前经济发展区的规划已上报总统批准。有关远东超前经济发展区的法案也处于立法过程中,根据该法案,将对入驻超前经济发展区的企业在税费征收和土地使用等诸多方面提供较大优惠。这一举措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关注这一动向并引导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采取积极稳妥的态度,不失时机地进入俄远东的这些新型经济特区投资兴业。

      在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遭遇欧美制裁、国内经济陷入低迷和衰退背景下,俄罗斯被迫调整长期西向的对外战略,积极转向东方,力图通过深化与东方的合作来弥补与西方合作弱化造成的增长动力的衰减,以稳定市场和增长。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自然成为俄罗斯“向东看”中的主角。为此,俄罗斯从上到下都对中国表现出异常的友好,纷纷伸出橄榄枝、合作大单,或者一改以往重大合作中的拖延和限制,如久拖不决的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有效期长达30年、总造价高达4 000亿美元、年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同尘埃落定,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快速签订,卢布与人民币大额货币互换交易达成,俄罗斯方面还对S-400、苏-35等其他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合作项目放出开启绿灯的风声,俄罗斯方面还对参与中国倡导的合作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合建莫斯科—喀山—北京高铁等重大项目,表示了积极合作意愿。

      回溯中俄合作关系,近年来,虽然中俄经贸及其他各领域合作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一些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的推进仍步履蹒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俄罗斯方面对深化与中国的重大实质性合作顾虑重重,既想从合作中获利,又怕被蚕食鲸吞。如对于远东开发,俄罗斯既需要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又怕“黄祸”惹身、利益外流,又如,对于售华先进战机和导弹,既想要增加军工订货和外汇收入,又怕武装中国、专利技术被中国克隆栽培了自身竞争对手。因此,在俄罗斯这种矛盾心态下,中俄经贸、投资、军工、核能、技术等合作一直踯躅不前。

      第一,俄罗斯转向东方,寻求与中国更多合作是单为自身解套还是互利共赢? 是仅靠中国还是多头下注?俄罗斯“向东看”应该不是只向中国敞开大门。2014年8月习主席访问蒙古国之后,普京也接踵而至,重申维持和深化与东邻国家传统合作关系;2014年11月,朝鲜高官崔龙海访俄签订了很多实质性合作协议;2014年11月24日俄罗斯邀请越南总书记阮富仲访俄,进一步深化俄越合作以及越南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南海油气开发合作和军工合作等达成新的共识;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普京与安倍商谈改善俄日关系和加强合作,等等,这些均表明,俄罗斯“向东看”不是只面向中国,而是整个东方。

      第二,俄罗斯转向东方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如果西方撤销制裁或者关系缓和,俄罗斯还会热切“向东看”吗?多年谈不成的中俄油气合同突然解决,普京说俄罗斯对外国参与油气资源开发是很慎重的,但对于中国朋友则一直敞开大门。如果真是这样,为何十多年谈而无果呢?2014年12月初,普京总统在莫斯科机场与法国总统会谈,意味着俄罗斯并不想彻底关上与西方对话和合作的大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难说会一直僵持下去,双方关系一旦破冰,中国还会是优先合作伙伴吗?

      第四,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合同支付能力和担责能力?外部制裁、国际油价下降(低迷)使俄罗斯经济趋于零增长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卢布贬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失衡、财政赤字增长以及其国际主权信誉下降。俄罗斯的支付能力、偿债能力、货币稳定、信誉水平等会大打折扣。2015年到期的俄罗斯债务超过了其当前的外汇储备,而卢布的大幅度贬值抬高进口商品价格,影响俄罗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商品进口。具体对企业来讲,在中俄边贸卢布使用占优的情况下,卢布贬值,对边境贸易企业产生较大经营压力,并使中方企业接受卢布作为结算货币的意愿降低,后者或被迫提高价格以转嫁成本,或转而选择使用人民币或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而这对于俄罗斯企业来说在短期内都是难以接受的,从而产生相互排斥和两厌的局面。另外,随着俄罗斯投资实力降低和引资环境恶化,其签署的巨额油气国际合同很可能因为缺乏投资和建设更新等停留在纸上。

      再次,中国需要切实考虑中俄合作的客观需求、经济技术能力和经济成本收益平衡。如修建莫斯科—喀山—北京高铁项目,这一数千公里的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客源?经济上是否可行?中国与俄罗斯铁路轨距不同,按谁的标准修?按照俄罗斯的修,中国高铁技术需要专为俄罗斯重起炉灶再设计、再创新,中国有能力吗?值得吗?数千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投资全由中国投资,中国能承受得了吗?俄罗斯方面用什么支付?资金没有,用未来的资源开发承诺是否可靠,能否到位?不仅俄罗斯财力无法承担,而且在美欧进一步强化金融制裁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资本外流加速将使俄罗斯进一步失血。

      最后,任何经济合作必须追求互利共赢。扩大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方针,但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有求于我而被冲昏头脑,强压对方,而必须基于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之上。具体地来说,如未来对抗美国金融制裁以及卢布贬值等不利局面,经过双方协商可以完善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直接交易机制,积极推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支付系统,加速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比例,这在卢布汇率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对贸易双方都有利。此外,还可以抓住机会推进中俄自贸区建设进程等务实合作。

      中俄经贸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向东看”背景下有了进一步提升的契机,而且在能源、军事技术、金融和区域开发等方面也确实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对于新形势下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升的利弊得失,分歧和争论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现在处境困难,我们应该提高要价,已经签署的经贸合作协议,如货币互换、天然气长期供货合同,我们吃亏了。而且,俄罗斯现在四面楚歌,我们提高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会把我们拖下水的。那么,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当前中俄经贸合作水平提高的契机和实质性合作推进的利弊得失?应该首先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国际风云变幻,美欧地缘政治战略步伐踏着“阿拉伯之春”的步子走向乌克兰的时候,大国博弈在2014年春天之后演变成了俄美之间的战略对抗。俄罗斯借用历史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把克里米亚收入囊中,触动了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国际秩序根基,也触动了冷战结束后西方价值和秩序体系的制高点。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的决绝态度也暂时断了自己借助西方资源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后路,并因此不得不在国际大博弈格局中选择“向东看”的外交战略布局。2014年春天以来,俄罗斯不但在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且一改过去“唯欧洲是重”的做法,在亚太地区积极扩展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朝鲜以及东盟的合作。俄罗斯“向东看”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看似权宜之计逐渐演变成决定俄罗斯未来几年经济政治走向的战略。在乌克兰危机和石油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向东看”大大改善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地缘环境,并推进了某些过去难以实现的领域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提升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水平也是中国经济和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需要。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严重,对进口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俄罗斯作为能源原材料大国,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方向,提升相关领域的合作水平,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时,从外交战略看,习主席在2014年11月28~29日的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能说明问题。习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中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14]。对照习主席关于中国对外战略的要求,提升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水平,正是这种正确义利观下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体现。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绝不是单边的“凤求凰”的结果。

      毫无疑问,在欧美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下,俄罗斯国内融资成本不断上升,俄罗斯十年期卢布国债收益率达到五年来的最高点(2014年11月26日为14.63)。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一路下挫到每桶70美元之下。经济制裁加上石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使得俄罗斯的国内财政状况和金融状况越来越严峻,卢布汇率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兑美元贬值超过30%,50卢布/美元的整数汇率大关越来越脆弱,卢布对人民币汇率也从5卢布/元人民币一路下滑,冲破8卢布/元人民币大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担心,中俄签订的总额1 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给中国造成了巨额损失,中俄之间的长期天然气合同和原油供货合同也因为现货价格暴跌损失巨大。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就中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言,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的是规模为1 500亿元人民币/8 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在此暂且不论俄罗斯只是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20多个国家之一,并且货币互换金额也不是最大。实际上,那种认为卢布贬值或预期贬值使中国蒙受损失的说法,是没有弄清楚货币互换协议中折算本金的汇率是即期汇率或者是即期汇率加减通过利率平价理论计算的远期升贴水率,而且货币互换协议是个备用协议,启用时才按市场的即期汇率进行操作。根本不存在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后,按协议价格执行兑换,进而因为汇率变动带来损失的问题。退一步讲,在美元霸权下,中国的经济主权安全风险敞口相当大,这是我们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原因。通过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稳步推进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一方面可以避免依赖美元中介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演化。

      其次,就石油天然气能源合作而言,天然气购销合同中的“照付不议”条款饱受争议。这需要从专业和长期两个方面看。从专业角度看,所谓“照付不议”,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它是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如果用户在年度内提取的天然气量小于当年合同量,可以三年内进行补提。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价格因涉及商业秘密而没有公布,在价格未知的情况下单纯地纠结于一个惯例条款进而判断中国受损显然不妥。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下跌会是未来30年的长期趋势吗?恐怕任何人都不能下此判断。石油天然气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历史上的长期价格趋势虽然偶有下跌,但大趋势是持续上涨的。这是因为在能源技术未获突破之前,对石油天然气能源的依赖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而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是上涨的,对能源的需求在长期里是逐渐增加的,同时,石油天然气的能源开采成本也是逐渐上升的。因此,目前的下跌怎可作为中俄天然气长期供货合同给中国带来损失的依据。石油供应更是随行就市的,也不存在长期合同损失的问题。

      目前,俄罗斯面临欧美制裁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双重打击,国内经济境况的确非常困难,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国内融资成本上升,金融资源枯竭,再加上国际投行所谓的俄罗斯2015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达到70%的专家分析,似乎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结局了。在这种嘈杂的声音中,国内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加强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俄罗斯行将崩塌的强权和民族主义背书?必须指出,这种看法是短视的,而且也是缺乏常识的。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丰裕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诚如普京所言,历史上曾经有外部强权,如拿破仑、希特勒试图让俄罗斯屈服,但从来没有得逞过。那么,目前这个刚刚经受转型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洗礼而重新走向稳定的俄罗斯会因为欧美的制裁和目前的石油危机而崩盘吗?另一方面,欧美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复苏步伐迟缓,但在国际上推行诸如“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步伐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俄罗斯如果撑不下去,最终完全倒向西方,中国在欧美试图用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战略进攻下,会有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和自主安全的政治经济发展吗?

      首先,必须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观察,要看到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世界主要力量的意图和力量对比;其次,看待俄罗斯目前的“向东看”和中俄经贸合作的历史机遇,还要用历史的尺子去衡量,把眼前得失与长远需要放在一起衡量;最后,中俄经贸合作还要放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战略需求中观察。民族复兴,发展约束,战略布局,是相辅相成的大谋略。“风物长宜放眼量”,战略、策略和战术要分得清楚,才能更好把握俄罗斯“向东看”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的机遇和方向。

      在1992~2014年22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三次“向东看”:1993年叶利钦政府调整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行面向东西方的外交政策;2000年普京政府推行全方位务实主义外交;2014年普京政府推行“向东看”战略。可以说,俄罗斯每次“向东看”,中俄双边政治关系都有所提升,并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俄经贸合作从最初的几十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近900亿美元,尽管不能与中美、中日、中韩贸易额相提并论(中俄关系曾一度被概括为“政热经冷”),但是两国经贸合作与不断提升的双边政治关系总体呈正相关态势。中俄拥有地缘区位优势、生产要素互补性强、双方商品市场互为补充等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内部因素,是两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实际上,除了这些有利的内部因素之外,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每次出现重大跨越,外部因素的推动更为给力。

      中俄经济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两国政治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经济关系。而两国政治关系不断稳步快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答案是外部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北约提出并加快“东扩”进程,再加之欧盟“扩员”,两者意在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中国亦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遏制。为了应对各自面临的压力,中俄两国,尤其是俄罗斯调整了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双方不断提升政治关系以抱团取暖,相互借重以抵消来自外部的压力。双方政治关系从一般友好国家关系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上升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至提升到当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大宗重要商品贸易的进行以及大型战略合作项目的落实,除双方拥有的内部因素发挥作用之外,更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外部给两国或其中一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促使双边政治关系在不断密切的同时,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量”,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在期待多年之后得以落实或即将落实,双边经贸合作接连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纪录。例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以贷款换石油”泰舍特—大庆中俄输油管道项目的落实。因乌克兰危机问题,俄罗斯遭受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严厉制裁,虽说制裁使双方两败俱伤,但是俄罗斯承受的压力更大、蒙受的损失更重。

      为摆脱危局,俄罗斯实施“向东看”战略,积极加强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着力与之开展经贸合作,以弥补西方制裁压缩的市场空间。2014年5月,上海“亚信”第4次峰会期间,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这是中俄经贸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果。在2014年11月第22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俄两国元首一致认为,双方要如期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同时尽快启动西线天然气合作项目,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的勘探合作,探讨核电、水电合作新项。